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展开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想按照时间顺序一一讲述过去的生活，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流水账式的写作。在我看来，那不仅对作者而言是一种煎熬，对读者来说同样枯燥乏味。
我打算以话题为引，想到什么话题就写什么，所以时间可能是跳跃的。今天我们就从“写作”这个话题开始讲起吧。
正是因为我不喜欢“流水账”式的表达，小时候语文一直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科。小学和初中时，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写记叙文，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记录一些琐事，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那时候我的作文成绩也一直平平，我的这种毫无兴趣，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未从中获得过什么积极的反馈。直到后来，我们开始学习写议论文，写作文才成了我的强项，因为我总是有滔滔不绝的“歪理”可以讲，每次都能让我兴致勃勃地表达观点。那段时间，爸爸写的东西也几乎每次都会被老师在她教的几个班里当作范文朗读，并不是因为文笔和字迹有多好，实际上这两样都是非常糟糕的，我觉得只是那个老师觉得立意和结构有些意思吧。这样的正向反馈，让我逐渐在语文课上找到了成就感，也因此“喜欢”上了这门课。
另一个让我对语文敬而远之的原因，是背诵。我非常抗拒背古诗、文章和文言文，对我来说这比数学解题什么的难得多，或者可以说是无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爸爸在小学时学习不“好”。那时候，小学几乎只有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主课，其他科目——音乐、美术、自然科学——只是些“点缀”，既不考试，也不会影响成绩。但即使这样，爸爸对它们也没能产生什么太大的兴趣，唯一的兴趣就是踢足球。和小伙伴们一起，我们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了球场上。那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近，那所当时尚未翻新的大学里有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足球场，虽然那个足球场上连草皮都没有，只是光秃秃又崎岖不平的土面，但是暑假的时候，爸爸几乎每天早上6点就会出门和小伙伴去踢球，因为再晚一点那些大学生就会起床来和我们抢场地了。然后然后直到大学围墙外的早市快结束，我们会跑去吃一碗豆腐脑，就着烧饼，规划着如何虚度接下来的一天。
由于这种对踢球的热爱，以及不愿意写作业的心态，导致很多次无法按时交作业。在小学三年级前，就被班主任训斥和体罚过无数次，他对我们这群孩子推搡、打手心、打腿是家常便饭，而爸爸几乎是隔三差五就会挨一次。
后来想想，不愿意写作业这件事其实和写什么作业无关，只是不喜欢按部就班的完成一个不是自己制定的任务的心态。比如即使是玩游戏，我也非常不喜欢参加工会活动，他们往往会要求你某个时间在线一起去做任务或打副本。我不喜欢的并不是玩那款游戏、也不是不喜欢打副本的行为，只是那个约定就像作业一样，让我觉得我失去了玩游戏的原本目的。同时，爸爸还有一个特点——倔。用你奶奶的话说，就是“驴脾气”。老师越是训斥和体罚，我就越不愿意写作业，结果陷入了一种对抗。你奶奶被叫去谈话无数次，直到最后，老师妥协了。他说他再也不管我了，作业爱写不写，考试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当时其实还是害怕的。老师甚至给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座位——整间教室的正中间，而且我的四周八个方向全是女生。在那个年代，每个班的人数都很多，教室中间的座位是四个人一排、紧挨着坐的，只有两侧靠墙的座位才是两人一排。所以，“八个方向都是女生”，并不是说她们隔着过道，而是实实在在地围绕在我身边。老师起码知道一点，那时候的爸爸除了踢球，对女生和不踢球的男生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就导致，在课堂上，即便我不听课，也只能自己削削桌子、在书桌里摆弄玩具……
你出生后，妈妈常常担心你在加拿大上学，会不会数学很差？会不会因为这里的自由氛围而被其他孩子带坏，或者受到欺负？她甚至想让你回到中国大陆读书。但爸爸并不同意，至少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此刻，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
在爸爸看来，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更大的问题。教育的好坏，不该仅仅以“掌握了多少知识”来衡量，而中式教育恰恰是以此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它催生了许多畸形的现象和逻辑。就像当年的爸爸，既不写作业，也对音乐、美术毫无兴趣，在老师眼里自然不是什么“好学生”。可是在小学毕业考试时，爸爸考了全校第一名，于是身份瞬间逆转，成了老师口中的“好学生”——仿佛过去的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再比如，被体罚和训斥这件事，如今的教育制度已经明令禁止体罚，虽然“禁止”并不等于“已经杜绝”，但在爸爸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老师的训斥或体罚，而是你爷爷奶奶的态度——他们在得知这些事后，选择的不是保护爸爸，而是回家后再训斥和体罚我一次。他们认为，老师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只是他们，不夸张的说那时的整个社会似乎都是这样认为的。
在那个年代或者更早的年代，不服从、不从众、特立独行，便意味着错误，意味着必须被纠正、被惩戒。而这种思维，至今仍深深根植在那里。
从众的焦虑，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欧洲的“猎巫”、中世纪宗教对异端的迫害，乃至穆斯林世界对异教徒和不同教派的打压，都是相同的逻辑——唯一的区别是诱因。你爷爷奶奶成长于文革刚结束的时代，在那个社会里，“不从众”就可能意味着被侮辱、被批斗，甚至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一点也不夸张。你曾曾外祖父，也就是你奶奶的姥爷，就在那个年代被批斗的对象，也直接导致了你曾外祖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姥爷）带着你奶奶一家7口人从那之后近20年没有在当地生活，他们从山东到黑龙江，从黑龙江又辗转去内蒙古和甘肃讨生活。因此经历过那种恐惧的人，往往会下意识地让自己和子女去迎合“主流”，以避免风险，这一点爸爸是理解的。虽然理解，但却不认同，而更可悲的是无法改变。
即使爸爸这一代人不像更老一代人那样，但我们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程度或许比上一代轻微，可它依然很难彻底消除，尤其是对那些尚未理解这一点和从不反思的人来说。
你妈妈在你刚出生后的几个月，经常为一件事焦虑：你的头型是不是不够完美？会不会偏头？尽管家庭医生说没问题，她仍然预约了专门的头型医生，得到同样的答复后，又约了理疗师，直到三个月后，最终才放下心来。起因是她在网上看到许多父母讨论类似的问题——“我的孩子头型不够完美”、“睡眠时间不达标”、“喝奶量不够”……她担心你出现同样的情况，于是不断寻求确认。
爸爸告诉她，你能在网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有问题的家长发的帖子。没有这些问题的家长更多，但他们不会去发帖，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少数。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那就是样本量太少了，完全没有任何可参考的价值。相对合理的解释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吃得多吃得少、长得快长得慢，都不该成为焦虑的来源。再绕回刚才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焦虑，还是来自“害怕不从众”的心理。